在全国各地的博物馆中，珍藏了数千年中华文明史中形成的各种文物，其中很多文物与保密有关。这些文物跨越千年，共同讲述着一个主题：中国古人如何守密。

虎符：调动千军的“军事密钥”

军事秘密，关乎国家的生死存亡。为守护军事秘密，古人发明了以虎符为核心的军事授权体系，通过“符合”机制确保军令的保密、真实与权威。

在陕西历史博物馆中，收藏有一枚战国时期的杜虎符。符上有错金铭文九行，共40字：“兵甲之符，右才君，左才杜，凡兴士披甲，用兵五十人以上，必会君符，乃敢行之，燔燧之事，虽毋会符，行殹。”意思是：右半符存于君王处，左半符存于杜地军事长官手中。凡调兵超过50人，必须将左右符勘合无误，方能行军令。但若遇点燃烽火的紧急军情，可以不必会符，先行发兵。

杜虎符之所以珍贵，不仅在于它是战国时期秦国君王一级的调兵凭证，级别极高，还在于其工艺水平非常高。虎符铭文采用错金工艺，其背面有榫卯结构，左右两半必须严丝合缝才能契合，体现了高超的防伪技艺。错金工艺将金丝嵌入青铜器表面的凹槽中，再用错石细细打磨，使金与铜紧密结合，难以剥离。这种工艺要求极高的铸造精度和工匠技艺，仿制者几乎不可能复制出完全相同的铭文。同时，每个虎符的榫卯结构都是独一无二的，只有同为一组的两半才能相合。这种“一对一”的设计，其实就是古代版的双重验证机制，确保了军事信息的高度安全与保密。

除了杜虎符，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秦阳陵虎符，咸阳博物院收藏的西汉鲁王虎符，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博物馆收藏的唐代龟符，都是军事调遣凭证，体现了古人的军事保密智慧。

节牌：从金节到鱼符中的“通行密码”

古代官员在执行公务、出入皇宫、通过关隘时，都需要身份凭证。这类文物形制多样，从战国时期的节，到唐代的鱼符，再到辽宋夏时期的符牌，构成了古代身份认证与信息核验的完整体系。

安徽博物院收藏的战国“鄂君启金节”，是楚怀王颁发给封君“启”的水陆通关凭证。金节形似竹节，由青铜制成，上有错金铭文，分为舟节（水路）和车节（陆路）两种。金节铭文详细规定了商队可通行的路线、车辆船只数量、载重及免税条款，铭文有：“见其金节则毋政（征），毋舍桴饲；不见其金节则政（征）。”意即持有此金节者，沿途关隘不得征税，但持节人不得滞留；若无此金节，则必须照章纳税。“鄂君启金节”是战国时期商贸信息管理的实物见证，也是王室掌握各地商队信息的重要手段，而各个关隘则通过查验金节以确认商队合法性。这种信息核验机制，保障了国内各封君商贸活动的有序进行，也防止了不法分子冒充官商逃税行骗。

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还收藏有一件唐代“杨全节鱼符”。这件文物为铜制，形制鱼目圆睁、鳞甲分明，鱼身中脊处暗藏机关，分为左右两半，背面刻有“同”字，只有当两半合在一起时，才能验明佩戴者身份。

此外，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西夏敕燃马牌，是西夏王朝传递紧急文书、命令时使用的信牌，也是使者身份的凭证。马牌为青铜质，由两个圆形铜牌以子母口咬合组成，两片之间形成空腔，上端附扁方形提钮，两片合成一体才是一个完整的符牌。马牌一片外侧刻回曲花卉纹，另一片刻有四个西夏文字，译为“敕燃马牌”，意思是“敕令驿马昼夜疾驰”。使用时，一片存于朝廷，一片存于都城驿站。使者须将两半符牌合符后，方可持此牌传递书信，充分体现了古代符牌“符合为信”的保密与验证功能。

封泥：简牍时代的“加密锁”

在纸张发明、普及之前，古人多使用简牍书写公文。在其传递过程中，为防止私拆偷看，古人发明了封泥和封检。现存的封泥、封检，是简牍时代信息保密的实物见证。

甘肃简牍博物馆中收藏了大量汉代封检，是研究汉代文书保密制度的珍贵实物。封检是一种特制的木块，中间挖有凹槽，被称为“封泥槽”，槽底有横向穿孔。使用时，将简牍文书用绳索捆扎，绳端引入封检的穿孔中打结，再在封泥槽内填入胶泥，钤盖印章。胶泥干硬后，便形成一种密封——若不损坏封泥则无法拆启。甘肃简牍博物馆的封检见证了汉代边塞地区严密的信息管理制度，从中央到边陲，每一份公文都必须经过封缄、传递、验核的完整流程，确保信息在传递过程中不被泄露或篡改。

与甘肃简牍博物馆的封检类似，四川博物院收藏着一枚汉代“蜀郡太守章”封泥，上有完整的“蜀郡太守章”五个小篆体字，历经千年仍保持着朱色印痕，封泥上的绳痕、指纹、封泥匣压痕清晰可见，极为珍贵。这枚封泥是汉代蜀郡太守呈送公文时用于封缄的遗物，完整再现了文书封缄传递的保密流程。

此外，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汉代“博望造”封泥、唐代大明宫封泥等，都展现了古代地方与中央，各地之间信息与物资流转过程中的密封措施。

箴言：秦简与石碑中的“保密第一课”

除了物质层面的保密技术，古人还非常重视保密意识的培养。全国多家博物馆收藏的青铜器铭文、简牍文字、石碑石刻，记录了古人对“慎言保密”的深刻认识。

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的云梦睡虎地秦简，主要内容是秦朝一位名叫“喜”的基层官吏抄录的诸多工作笔记。其中有一篇题为《为吏之道》的文章，明确记载了对官吏保密意识的要求：“谨之谨之，谋不可遗；慎之慎之，言不可追。”这短短十六个字，告诫为吏者必须时刻保持谨慎，谋划的事情不能有遗漏，说出口的话不可追回。这种对保密意识的强调，与现代保密教育原则息息相通。这批竹简中还有《秦律十八种》《法律答问》等，记载了大量关于文书保密的法律规定，如公文传递时限、人员选拔标准、收发登记制度等，展现了秦朝严密的保密制度。

在山东省曲阜周公庙内藏有一块《金人铭》碑。据史料记载，西周初年，周公辅政时曾铸“金人”并刻铭文于其背，因此碑文被命名为《金人铭》。铭文开篇即言：“古之慎言人也，戒之哉！无多言，多言多败；无多事，多事多患。”相传周公作此文，就是用于警示即将赴鲁就封的儿子伯禽，告诫他要谨言慎行。这是中国历史上出现较早的保密训诫，其“慎言”思想在此后数千年间影响深远。

综上所述，我国各地博物馆收藏的这些与保密相关的文物，说明古人已经建立了从物理密封、技术防伪到身份验证、意识培养的保密体系，这些保密智慧，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，代代相传，生生不息，值得我们好好研究和借鉴。

来源：《保密工作》杂志